朱翊钧出了翊坤宫，既没有去慈宁宫，也没有去找王皇后，而是径自回了乾清宫。
张诚跟在朱翊钧身旁一声不吭，直到走到了乾清宫门口，张诚才开口提醒了一句，
“皇爷要不要去看一看皇长子？”
张诚不提王恭妃，只说朱常洛，宫中人谁也不在皇帝面前提王恭妃，王恭妃在这种有意识的集体缄默中已然变相地失去了“皇帝的女人”的身份，而成了“皇长子的生母”。
朱翊钧的脚步一顿，周围立刻有小太监上前搀起皇帝的胳膊，
“算了罢。”
朱翊钧慢慢迈开步子，他虽然十分同情王恭妃，但他今日才允了郑贵妃的诰券之请。
这时他再去见王恭妃，却既不派给差事也不同赐诰券，白让她高兴一场，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她好不容易能见王朝寀一面。”
朱翊钧替王恭妃找理由，
“父女团聚，朕就不去煞风景了。”
朱翊钧这个理由找得很不成功，说得好像他方才去见郑贵妃是专去煞风景似的。
但是这个不成功的理由却成功地让张诚打消了继续劝说的念头。
堂堂天子，为了不见一个后妃，连颠倒黑白的话都亲自说出了口，他一个奴婢难道还有法子把天子规定的黑白再重新颠倒过来？
张诚跟着朱翊钧又回到了西暖阁。
佛诞之日，宫中浴佛，外朝却不休息。
朱翊钧一坐下来就开始拟旨，先是重开胶莱河，因国库空虚，体恤山东民力，而效仿宋制行买扑之事。
接着是同赐永年伯和郑国泰诰券，让御药局遣御医去郑承宪府上为其诊治。
朱翊钧说完就让张诚派文书官去内阁传旨，他知道胶莱河一事外朝必起争议，早出争议早解决，反正海运是必开不可的。
张诚依言出去传旨，折返回殿中时，朱翊钧已然换好了宽松的常服，半靠在榻上阖眼小憩，
“外头可有甚么要紧的事呈上来？”
张诚走到近前，先跪下磕了一个头，才重新站起来回道，
“一件是草场失火，上回碍着太后圣诞不敢报上来，一件是河道科臣常居敬会同漕运总督舒应龙上疏河工一十四款，其中俱是治水事宜，皇爷若是要看，奴婢一会儿就去为您将题本取来。”
“另有一件是……”
张诚觑着皇帝佯似安睡的面容道，
“巡按直隶御史任养心，弹劾辽东总兵李成梁父子。”
朱翊钧安静了大概有一刻钟的时间，方才问道，
“这回科道官弹劾李成梁又是因为甚么？”
张诚答道，
“任养心弹劾李成梁父子兄弟列据宣、辽、蓟、保，恐有尾大之患。”
“又谓石亨、仇鸾未叛时并先握兵柄，幸皆早发其奸，扑灭故易。”
“而今李成梁驻辽左、李如松驻宣府、李如柏驻密云、李成材驻黄花，而李平胡、李兴、李宁、王维藩皆姻旧厮养，为列镇参游，不可胜数。”
“环神京左右，蟠据横骄，莫可摇动，而李如柏贪淫跋扈犹甚，若驱逐后时，恐生他变。”
朱翊钧问道，
“这是科道官的原话吗？”
张诚道，
“是，确是原话。”
朱翊钧道，
“他们倒很会看风向。”
张诚只笑不语，也不管皇帝阖着眼能不能看见他脸上的笑。
朱翊钧闭着眼，脑中浮现出的却是他穿越之前读过的《明史》。
万历十六年任养心弹劾李成梁父子，万历皇帝一面回覆道，“朝廷论功使能，只要尽忠报国，若以父子兄弟并用辄加猜疑，则任事之臣何以展布，成梁等勿得牵及”，一面解了李如柏的职。
于是李成梁又施展出他上书乞罢的老一套，请万历皇帝尽罢其子弟官职，以免朝中猜疑，从而使得万历皇帝再一次地“慰留不许”。
“这道劾奏就留中罢。”
朱翊钧选择不表态，
“对了，上回朕传令张国彦与顾养谦，要他们查清建州奴酋为何两面三刀、不愿入京朝贡一事，如今可有眉目了？”
“倘或那建州奴酋愿意入京，现在这批人到哪里了，辽东的驿站可有甚么消息吗？”
张诚回道，
“那建州奴酋似乎是回话说愿入京朝贡……”
朱翊钧睁开了眼，
“‘似乎’？”
张诚被唬了一跳，跪地答道，
“是，只是不知道那建州奴酋现在到哪儿了，这……奴酋朝贡，都是礼部主客司负责接待，贡道行止及伴送始末，皇爷须得垂问礼部才是。”
朱翊钧做了个手势示意张诚起来，
“朕不过是随口问一句，你这么大惊小怪得作甚么？”
张诚低头喏喏，
“是，是，不知皇爷可要传旨礼部问询？”
朱翊钧看了他一眼，挥了挥手道，
“朕就不问了，你私下里让他们盯紧点儿。”
“都快三个月了，难道朕想见个辽东的将领都那么难吗？”
朱翊钧现在仍还是把努尔哈赤归为“辽东将领”，仿佛“奴酋”和“辽东将领”其实是一类人，只是平常没分清楚，才莫名其妙地分裂成了两个对立面。
张诚忙道，
“是，皇爷要见谁就见谁，任谁也没有故意不被皇爷见到的道理。”
朱翊钧顿了一顿，忽然坐了起来，道，
“李成梁不过是仗着他手下有那些能由他指挥得动的家丁罢了。”
这句话说得牛头不对马嘴，张诚却听懂了，
“其实也不是光李成梁一人专爱养家丁，现在无论打甚么仗都靠家丁，没家丁打不动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皇爷切莫因为这些小事动了肝火。”
晚明的战事的确大部分都靠各将领麾下的家丁，但这不只是由于将领们的私心，将领们的私心大约只占促成家丁制度形成的一小部分因素。
绝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大明的调兵制度。
明朝调兵制度极为严格，有所谓“纳符请宝”之制。
所谓“符”，指的是金牌，一块属于中书省，后改为兵部，一块属于大都督府，后改为五军都督府。
当朝廷须调动军队时，要由兵部与都督府会同上缴这两块金牌“请宝”。
所谓“请宝”，就是有司请求皇帝下发“走马符牌”，再持牌前往各地卫所调兵。
待战事完结后，总兵官缴牌，官兵再各归卫所。
而且军令的发布、军队的调遣、高级将领的任命、重大的军事决策，均得经过“廷议”请旨而后行。
用以调兵的令符火牌，则由内府印绶监和御马监掌管。
御马监虽掌火牌、兵符，却必须先经兵部请旨，或由司礼监“传奉圣旨”方可发出，最后由兵科复奏才发至兵部，由兵部具体执行才算完成。
可以想见，朝廷制定如此冗长繁复的调兵程序，实则就是为防范武官擅自调兵作乱。
事实也的确证明，这套程序在防范武官上发挥了极为出色的作用，以致于到了晚明卫所制崩溃之时，皇帝竟然默许将领豢养私军，以此应付外敌的入侵和流民的起义。
因此张诚在听到皇帝有改动家丁制度的意思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附和皇帝，而是先劝道说“没家丁打不动仗”。
晚明的问题就是出在这样的“双轨制”上了，明面一套规则，暗地里又是一套规则，两套规则在不同的层面上交相应用，像是两条交叉会流彼此却寂静无声的河流。
“朕当然知道李成梁的难处。”
朱翊钧心道，就算不懂李成梁的难处也没办法。
刘綎、陈璘、邓子龙都养私军，连后来的秦良玉都养私军，就算不为自己养私军也要为子孙养私军。
私军就是晚明的一部分，它已经嵌入晚明的那套暗地里的规则里了，就算是皇帝也拔不出它来了，
“朕只是在想，李成梁能把家丁养得如此骁勇，朕的勇士营与四卫营又何尝不能？”
朱翊钧一面说着，一面就朝张诚看了过来。
明朝的兵制可一剖为三，一为京兵，二为卫所兵，三为边兵，其中又以京兵最为皇帝重视。
京兵不仅担负着宿卫京师的重任，还往往是国家对内、对外重大战役的主力。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明朝的京兵应该是全国最精锐、最可靠的武装力量。
明朝历代皇帝不断地调整京营的编制，就是想把这支全国最精锐的部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成祖时，创立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景帝时，改为十团营；武宗时，又改为两官厅；至世宗时，又恢复为“三大营”。
但无论京营的编制如何调整，经久少变的是必由宦官负责监督京营。
而这些监督京营的宦官悉数均由司礼监循例选派，连京营的阅兵大典也由司礼监主持，即使强势如兵部，亦不得染指。
张诚此时如果敢细瞧朱翊钧看向他的眼神，就会发现皇帝的眼神是有深意的。
皇帝通过宦官系统牢牢地控制住一支富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以确保在关时刻提防外廷、镇压谋逆、维护统治，这样的想法的确十分美好。
不仅是朱翊钧这个现代人，就连历史上耽于玩乐的天启皇帝与一力铲除阉党的崇祯皇帝，也对在内廷操练亲军乐此不疲。
但是历史上这支理应比所有将领的天子亲军却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的义军尚未正式攻打京师，一帮主持京师防务的宦官就迫不及待地开门献城。
曹化淳开彰义门，王相尧开德胜门、平则门，王德化甚至亲率内兵于德胜门迎接闯王。
崇祯皇帝就此彻底走投无路，最终不得不吊死煤山。
虽然后世皆憎“水太凉”，但是按照历史史实来讲，文官投降闯王，是在李自成进京之后，而太监向李自成的投诚，是在义军还没进京之前就完成的。
因此朱翊钧对“利用宦官系统操练天子亲军”这套理论总带着点儿疑虑。
明史研究生在这一节上怎么也搞不懂，崇祯皇帝这么一个真真正正的天子、堂堂正正的男人。
在清除了阉党的情况下，怎么就会被一群甚至不能被称之为“男人”的男人卖给闯王了呢？
张诚却笑道，
“皇爷有这心还不容易？奴婢直接将御马监的李指挥使寻来不就得了？”
朱翊钧微微一怔，心道，御马监不也是二十四衙门之一吗？
怎么这太监里头还有一位指挥使，连张诚这个司礼监掌印都不敢直呼其名？
朱翊钧刚想张口，电光火石间，脑中忽然闪过一条信息，令他立时挺直了背脊。
——这个张诚口中的“御马监的李指挥使”就是武清侯李伟的第三子、李太后的亲弟弟李文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