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乡的故友(1 / 1)

(1)

高伟一是个普普通通的商人,和许多投资移民来到渥太华的杭洲商人没甚两样。我之所以和高先生成为商业合作伙伴,完全是因为他是个爱读书的儒商。

第一次听到我先生大力推荐高先生,我不是太热心。合作伙伴可以带来商机,也可能带来巨大的麻烦。我们公司的业务当时已经走上正轨,锦上添花的事情我不太有兴趣。

我先生不肯放弃:“他又请我们吃饭了。给我个面子,就去这一次,好不好?”

高先生在渥太华的家布置得很有杭洲味儿,讲究风水,号称“活水聚财”的大鱼缸占了一面墙。我顺着那面墙看过去,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高先生,这些书你都读过?”

他有一个巨大的书架,文史经哲各种书都有,小心地藏在鱼缸后头的角落里。别的杭洲商人因为“书”“输”同音,很少在客厅放书——我怀疑那帮人在别的房间也未必有书。

高先生大大咧咧地说:“你也爱看书吗?有喜欢的拿去看。”说完熟门熟路抽出两本书推荐给我,一本王小波《白银时代》,一本莫言《檀香刑》。《白银时代》我看过,算是复习,那本《檀香刑》让我做噩梦好多天。

高先生会说粤语,但他其实是地道的西北汉子,大学毕业后去杭州创业的。当晚我们从《平凡的世界》开始,惋惜了一通田晓霞,但一致认为她不得不死,要不这故事没法儿往下续。毕竟《平凡的世界》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接着聊敦煌,聊西安,丝绸之路,鸣沙山,还有米脂的婆姨到底好看在哪儿,绥德的汉子找谁代言。

高太太不许我帮她收拾厨房:“难得我家老高高兴,你们接着侃。”一瓶红酒喝完,高先生拍着胸脯说:“今天聊得痛快,你这个妹子我认下了!”我先生在旁边气得鼻子都歪了。

回家后,我说:“我觉得可以合作。”

我先生气哼哼地说:“这样你好经常跟高先生聊天,对吧!”

我说:“聊个天而已。这个年纪还能读书,并且读懂书的人,至少有颗赤子之心。就算生意不成,高先生也不会坑我们。”

高太太后来告诉我,老高说他有识人之明。他说你这种看个小说还能看哭了的人,大概还没学会坑人。

我说:“知我者,高先生。你别多想啊,文人要么相亲,要么知己。我跟你老公就是那种可以说废话的知己。”

高太太也挺豪爽:“就他,也配有你这样的知己?你看看他周围那帮人,一人带一个小三儿,就仗自己有俩臭钱。我宁可他跟你聊天,好过跟他那帮狐朋狗友泡一块儿,学不了好!”

(2)

高先生和我们的合作很顺利。我看了一下他们的合作意向书,觉得条款有点不公平,建议高先生多拿几个点利益分成,毕竟货源在他那里。

高先生坚辞不受,他说没有销售推广,好酒也怕巷子深,就按目前的条款签字。我说咱们这个成了《镜花缘》里的君子国,生怕对方吃亏。好像正常人不是这样谈合同的。

高先生说在广州的时候推广国内市场,他也是这个路数。理论上讲这种做法很难撑下去,可他偏偏有回头客。尽管国内市场竞争激烈,他和老婆两人的厂也一年一年做下来了,利润还不错。高先生归之于运气,我倒觉得运气靠人品撑着。

生意开发前期,需要拜访顾客做市场调研,然后调整产品结构,适应当地市场。我先生经过仔细观察,终于相信我和高先生的交往“君子坦荡荡”。于是有时候短途的客户拜访就是我们两个去。

有一次要拜访的客户地处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交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途中发现路边小镇居然有个中餐馆。我俩大喜过望,停车打尖儿。点好菜后,我去了趟洗手间。回来的时候,发现我的座位被人占了。

餐厅里有那么多空位,有个大汉偏偏坐在高先生对面,正含情脉脉地盯着他吃面。我看见那人左边耳朵上穿的耳环,明白了一二。

我拉了把椅子打横坐下,让服务生把我的套餐挤在桌边放下。那家伙并不走,非常嫌弃地瞪我一眼,继续追问高先生,“那你结婚多少年了?你的婚姻幸福吗?”

高先生忍不住了,回了一句,“关你什么事?”

坐进车里的时候高先生还在生气,“墨尔本这里的人,有时候热心过了头,就没有边界感。萍水相逢,他问我的婚姻做什么?我跟他又不熟!”

我也很惊讶:“哎,你真不知道这是他看上你了吗?”

给高先生气得:“我一纯爷们儿,他看上我干啥?等等……你先别笑。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那个什么?”

他满脸无辜的表情让这事更滑稽。我给他科普了一下如何通过男人的耳环来判断,他是不是那个什么。

高先生听完更气了:“他凭什么认准了我是呢?我娘炮吗,啊?”我刚刚止住笑,忍不住又笑一轮儿。

那件事之后,高先生对渥太华颇有成见。我倒是给他保密的,可他有次喝高了告诉了自己太太。弄得他老婆忧心忡忡地来找我:“我在国内光操心小三儿就好,到这儿还得担心别的男人看上他?”我只好保证尽量替她关照高先生,免得他再被其它男人瞧上。

高先生眼里的渥太华终究是隔心隔肺的。他承认青山绿水可以修心养性,同时怀念杭州丰富多彩的夜生活。生意走上正轨,基本上处于自动运行状态,反而更让他无聊。这里不需要宴请工商税务。政府部门给纳税人服务,除了办事效率低下,再没别的毛病。

高先生商科出身,擅长发展人脉。在国内的时候,各官方检查部门都由他一人搞定。在渥太华一起吃过几次饭,我就领教了他的本事:中文,英文外加广东话三种语言随意切换,从来不曾卷了舌头。

他把所有人的口味都照顾周全。谁家的琐事都记得,什么话头都能轻松接起。真正是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如果给他围上条围裙,他就是那阿庆嫂,“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

这等人材,浑身的本事在渥太华全无用武之地。就像水浒传里卖刀的杨志,“空有一身武艺,找不着一个识货的”。难怪他郁闷。

郁闷之余,他家里经常设宴跟杭州旧友聚餐。我嫌他们大多语言无味,坚辞不去,偶尔去了也是坐会儿就走。为此高先生经常责我“太清高”。我先生通常会留下,我就晚些再去接他回家,以免他酒驾。好在我们两家离得不远。

(4)

有一次快半夜了,我先生还不来电话。我决定自己开车去高先生家看看究竟。打老远就见他家院子里灯火通明,人仰马嘶。高先生的邻居牵着自己的德国牧羊犬,站在他家门口,满脸狐疑。盯住高太太问是否需要报警。屋里几个男人试图夺回王先生手里的椅子,他家墙上一个大洞。

高太太看我来了,哭得更厉害了。我揽着她的肩膀去卧室;不忘告诉她家邻居,我能讲英语,如有必要,我会报警的。邻居那条半人高的德牧训练有素,冷静地审视着面前的闹剧,我估计高先生的酒醒了不少。

高太太告诉我说,她先生一直如此。平时像个好人,喝完酒开始耍酒疯,打女人打孩子。墙上那个洞就是他用椅子砸的,刚才几个男人都拉不住他,就跟吃错药似的。

高太太自己是堂堂名牌大学科班出身的化学工程师,她家国内的工厂靠她把关新品配方和产品质量。没想到人后有这么多委屈。记得我第一次见她曾经叫她“红姐”,被她婉拒。她要求我称她高太太,想要时时提醒高先生她的正室地位。

我给她拿来纸巾,“要我报警吗?就算他今天没对你动手,砸墙也是家庭暴力了。何况家里有孩子,让孩子看到这一切也是家庭暴力。”

“不用啊,千万别报警!他是我老公啊。明天酒醒了,他就正常了。”

我又气愤又无语。对和错明明都摆在那里,好像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件事不对。

高先生后来试图找我问罪:“听说你打算把我送监狱去,你够狠啊!我一直对你不错吧?”

我说:“你早该去!和那帮家暴男每周末聚会一次服刑,平时正常上班养活老婆孩子。我还真不是吓唬你,再有下次,我不报警也有你家邻居报警。”

“你们渥太华的人怎么这么爱管闲事呢?你来这儿时间太长了,给同化了。”

我说:“同化了不好吗?女人就该被家暴男欺负死?”

高先生虽然嘴硬,行动收敛了许多。高太太对他的变化非常满意,经常跟我说:“幸亏我们移民了,否则我天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我儿子说了,四年居住期一满就入籍,坚决不回广州。"

高先生依然思念着他的广州。广州家里来人探亲了。高太太的父母一起过来,看看女儿一家定居生活的地方。

高先生每天尽职尽责开着他家的丰田七人座,带全家出去玩。所有景点逐一逛过来。公司也很少来。我可以理解中国人的骨肉团聚之情,全力支持。

一天晚上,我正在准备晚餐的羊排,接到高太太电话:“你赶紧来,我们出车祸了。”

高先生的车在拐弯的时候没有给迎头过来的直行车辆让路,迎头相撞。偏偏对方车辆是个四驱越野,毫发无伤。偏偏高先生那天开得是太太的丰田花冠,不是他通常开的七人座大车。他家的受损车辆被拖车送到修车厂,那儿的老板第一反应是:"死了几个?这车还修什么修,撞成这样了,直接报废啊!“

当天花冠车里坐了五个人,四个受伤,分送三个医院。高先生是唯一没受伤的人。他和我先生光找着那三个医院在哪儿就费了半宿功夫。车祸刚出的时候,据说警车,拖车,消防车,救护车都来了。救护车来了不是一辆,是一串儿。

最早到达现场的竟然是7号台新闻采访车,这帮新闻从业者真是无孔不入。记者们一打听,“没死人?那没啥可报导的,撤!”于是记者摄像一行人匆匆登车离去。气得高先生大骂新闻记者都是冷血动物。

警车随后赶到,对浑身沾着不明血迹的高先生毫不同情,当场给了一张“严重疏忽驾驶“罚单,扣分加罚款。还好无数路人停车相助,有人抬车,有人义务翻译,有人打电话,有人陪伴伤者。高先生总算不能再抱怨墨尔本老百姓不厚道。

那天我先生陪着高先生在三个医院往来穿梭一整夜,第二天早晨才回来。我在家里接听电话兼翻译,手机都烫手了。

还好重伤只有他岳母一个人。其余的轻伤病人两三天后就陆续出院了。他家老太太以前就做过无数次手术,切过部分胃和脾。渥太华医生也吓得不轻,不明白出个车祸怎么会半个胃没有了。直到杭州的医院把老太太国内病例传过来厚厚一本,渥太华的一群专家级医生会诊之后,才把手术方案才定下来。

高先生面如死灰,“早听说渥太华医疗费是天价。ICU一天六千。我家老太太是旅游签证,这下大发了。我算算还有多少现金,不行把国内的厂卖了。倾家荡产我也得治好她呀,那天是我开的车。”

我有点明白为什么高太太不离开他了。高先生毛病再多,也算得上有情有义有担当。

后来医院财务部来人拿来一摞文件让高先生填。他心神不定,看得云里雾里,我拿过来给他做。把文件过了一遍以后,我说:“大哥,你的厂保住了。渥太华公路局全额报销医疗支出,只要是渥太华境内车祸引起的费用,他们全包。签证类别无所谓。”

打那以后,高先生再也不说“你们渥太华”了,改成“咱们渥太华”。只有他岳母对这趟探亲旅行不满意,半年签证有一大半时间耗在疗养院。不过她也承认,经过小半年的专业康复训练和饮食营养管理之后,她的整体健康水平改善了许多。

(5)

高先生在国内的工厂交由他家亲戚打理。别人终究没有高先生口吐莲花的人际沟通能力,加之当家不做主,礼品打点力度不够,他家工厂那阵子频频遭受各种检查整顿。

高先生决定亲自回国打理业务,力挽狂澜。一回到杭州,他就满血复活了。再也没空研究菜谱园艺,枸杞绿茶不泡了,微信养生垃圾文章也不转了。接个电话都是日理万机的架势:“咱们长话短说啊,我得去见个朋友。渥太华的事情,你们全权处理。”

高太太暂时不能跟着老公回中国。孩子上私校,离家远,她必须每天接送。隔三岔五的,她会过来找我抱怨:“老高又开始抽烟了。来了渥太华好不容易戒掉,回国两礼拜就抽上了。”

渥太华对烟草课以重税,一包烟大约25-30澳元左右。这些年持续涨价,反正烟民对价格不敏感,再贵他们也买。高先生身家颇丰,本不该计较。但是他习惯了国内的亲民烟草价格,每次把渥太华香烟价钱转换成人民币,他也心痛不已。所以他在渥太华生活的时候成功戒烟若干载。

我可以想象高先生回到广州穿梭于各种酒局饭局,香车宝马的生活。我也没法多劝他太太,毕竟是他们夫妻的生活。好在高太太在渥太华这几年积极投资房产,在墨尔本坐拥豪宅若干。就算有什么变故,这些身家也能保她衣食无忧。

高先生再次回到渥太华已经是圣诞节前后。正好打个时间差,这里陪家人过个洋节,回广州正好在春节前夕打点一轮国内关系户。一年就这么过下来了。

高先生到家就给我打电话:“赶紧来我家,一年的《小说月报》我都给你抗来了。”

我大喜过望,带着全家人就冲过去了。我先生极为不满:“这么兴奋,又不是见情人。”

我说:“见情人倒不用这么兴奋,可这是《小说月报》唉!”

高先生显然烟酒过度,眼圈儿都是青的,他非说是飞机上没法睡觉困得。我看见高太太冲我使眼色,替她发问:“你就打算一直这样两头飞?”

高先生显然和太太没往一块儿想。“我在渥太华很闷啊。感觉这个城市,有我没我都一样。”

高太太接了句:“广州之大,才是有你没你都一样呢。”

“不对,渥太华的生意太稳了,没有暴利,也不亏钱。广州的生意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稍不小心,就得从头再来。所以我必须盯住了。”

我问他:“你挣的钱下辈子花都够了,何况你挣钱再多,只吃一碗羊肉面。这样飞来飞去图什么?”

高先生思考了一下,“这还真是一个重大人生问题。我不挣钱也能过下去,我厂里可是上百口子呢。生意黄了他们不得重新找工作?大部分员工都跟我十多年了。三四十岁的人,在国内不好找工啦......你说,我不管他们,谁管?”

高先生的儿子正在练琴,弹的是中国古典名曲《春江花月夜》。这个发誓居住期要求满足后就立马申请渥太华护照的少年,最擅长演绎的还是中国名曲。他的钢琴已经过了十级,达到了舞台演奏水准。优美的琴声传到客厅,所有人都沉默了。

眼前餐桌上放的是中国名酒五粮液,电视里用卫星天线直播中国新闻联播,圣诞树上过的是中国结。高先生分明把他杭州的家移到了渥太华。

我怀疑高先生未必需要死死盯住杭州的生意。心安之处是家乡,渥太华还是不能让他心安。不过听他这么一说,貌似也有道理。不能以天下为己任,至少他以厂里百十口员工为己任。

高先生酒意微醺,大喊一声:“儿子,来首《步步高》”。用钢琴演奏广东民乐,有个会弹琴的儿子才能这样随心所欲。这次高先生没有酒后生事,渥太华的法律体系渐渐把他变成了绅士。

光阴荏苒,一晃已经十年过去了。由于产品转型,我们的生意合作项目已经结束。就像君子国宾主一样,我们和和气气分清账目,然后高高兴兴打开一瓶红酒。商机无限,想做的生意是做不完的,何必在乎眼前?本来市场的变化也不是我们能控制的,那就顺乎潮流,随遇而安好了。

高先生终于还是揣着他的六渥太华永居签证回广州定居,高太太陪孩子到高考结束,也回到广州。用她的话讲,“不看住不行啊,如今年轻的女孩子咣咣地往上扑啊。”脑补一下满脸无辜的高先生被扑到的场景,真是无比滑稽。

夫妻团聚总是好的。不能长相守,那还算什么夫妻?时间一长,未必长相思。好多移民家庭就这样散的。小心翼翼的高太太一直就是个聪明女人。

高先生的儿子最清楚自己的人生目的。这小哥墨大学音乐系毕业,有时演出,有时教学生弹琴,有时打游戏。就是没听说他找女朋友,可能他只是不想和我们这些无聊的大人分享他的秘密。不管怎样,这孩子以他的爱好为职业,自己活得有滋有味。他显然比父辈生活得更自在。

生意结束并没有结束我们的友谊。前几天冷不丁接到高先生的电话:“我被疫情困在渥太华,回不去了。你们赶紧过来,大家喝酒聊天啊!”

物是人非,高先生还是那个高先生,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我只是说:“你家的鱼还活着没?发照片来给我看看。”

然而,这张照片到现在,我都未收到。

成年人的告别总是无声无息,不是因为忘记也不是因为不再想起。

或许有一天偶尔又相遇,也不会感到尴尬,那是的不再联系不过是不知该说什么了。

时间日转星移,该来的巳来,该去的也会离去,已不需要说再见,那些远方的故事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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