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是做人的最高标准，也是做人的最低标准，这样说，未免有哗众取宠之意，细细想来，屈原、岳飞、文天祥等等英雄因爱国而受万世景仰，靳尚、秦桧、汪精卫等等败类因叛国而遭众人唾骂，要不然，但丁的《神曲》中把叛国卖主的人放在地狱的第九层受罪，“该死的卖国贼！用不着你告诉我了。【\/本\/文\/来\/自\/八\/戒\/中\/文\/网\/】我要把你的真情实况带往人间，使你永远遗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规定：“勾结外国、阴谋危害祖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处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比“危害公共安全罪”还高一个等级，是众罪之首。
日本帝国主义的坦克、装甲车、大炮、侵略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应城，日军司令部设在西河中学院内，青砖砌墙、内走廊、杉木楼板、两层楼，上面盖红机瓦的宽敞明亮的教室被日军司令部霸占了，楼大门前青砖砌成的柱子顶着的风雨台上飘扬着青天白日太阳旗，小轿车开上风雨台，日军第十三师团中将师团长田中在众军官的簇拥下进司令部办公。办公大楼前是进校门的正道，法桐树叶已纷纷落下，只有树干、树枝倔强地傲首苍天；东边是六百多平方米青砖砌沿、四方筑有码头、上用铁链围栏的水塘，浮萍已经开始冻红了，大操场边的野菊花前，蜜蜂飞舞；西边瓦刀铿锵，日军在那里砌了一排车库。西河中学南边是县立医院，二层楼房；两院之间是西大街，街上立着石雕牌坊，医院的南边是城墙内壕；西河中学的西边是水塘、杨家台、西城门；西河中学的北面是国民党县党部，平房；东面是街道、孔庙、公园。日军将上述地段划为军事管制区，构筑了工事、铁丝网、碉堡，同时，将“保和门”、“顺义门”、“迎熏门”三座城门封闭了，并修了地堡、掩体。
国民党的县长、保安团长听说蔡老板带着八条枪的人马驻扎在丁家冲，纷纷投丁家冲而来，寻求保护，县长把铜印拿出来，在游击队员的白布袖章上加盖了应城县政府的大印，游击队员们赶做了不少袖章，一律盖上了官印，县长歇了一夜，逃往重庆去了。
从武汉方向逃出的官人、军人、百姓沿着大路、小路、田野、山岭铺天盖地地向鄂西逃窜，在这逃难的人流中，独有一个青年，30岁年纪，蓄着小胡子，浓眉大眼长方形脸，个子不高也不矮，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把牙刷，穿着灰色长棉布袍，逆人流赶向丁家冲，他——就是最受汤池训练班师生以及周围民众尊敬的“陶先生”
京山县丁家冲西面是京山城，20公里；北面是京山至宋河的公路；南面是汤池，30公里；周围是龙炮寨、天生寨、天保寨等海拔300米左右的崇山峻岭。//百度搜索看最新章节//“应城县潘家集商民自卫队”的旗帜在丁家冲赵家祠堂前的三人合抱的皂荚树冠上的青竹篙子上迎风飘扬，佩戴盖有红印白布袖章的游击队员们在祠堂门前的草坪上忙着迎接各路来宾，三开两进、中间一个天井、大门口有一对石鼓，屋顶有飞檐、兽脊、饰有龙头、雕梁画栋的赵家祠堂前是一片一里多宽的蜿蜒曲折的大平畈，弯弯曲曲的四垱河唱着歌儿流经这里，流入石板河汇入长江。
天还没有亮，鄂中特委杨书记、组织部蔡部长等人一听说陶先生回来了，都拥上前去，小赵眼含热泪，说：“陶先生，我刚才做梦你回来了呢，你真的回来了！”陶先生喜得合不拢嘴，蔡老板泡了茶递上去，陶先生双手接着。喜鹊在皂荚树枝上叫着，欢快地跳上跳下，在祠堂内举行的欢迎陶先生重返鄂中的大会以后，特委会议在草坪上举行，每人挽了一个稻草靶垫屁股，认真听着、记着，首先由杨书记汇报了情况，蔡老板汇报了进山的情况，杨道荣端着“走抱壶”向参加会议的领导敬茶。陶先生听说特委做工作准备了几支队伍进山的情况汇报，便问：“他们怎么没有来呢？”蔡部长说：“您走以前，托董老买回的二十四支驳壳枪加皂市米厂的一支手枪以及后来买的2支手枪被许先生带到湖区去了。”陶先生拿笔记着，蔡老板说：“沦陷前，我受特委委托找郭老八谈过，他说保证带一百人枪进山。”“好，”陶先生记着；“邓先柱呢？矿区的工人武装还有的呀？”他望着蔡老板问。“他还留在矿区继续动员，”蔡老板回答，望了一眼杨书记；“休祥在什么地方？”陶先生问。“他被国民党的溃兵打穿了鼻孔，险些丧命，现在八字门养伤，”蔡部长回答。陶先生关切地问：“伤势怎么样？”“好转了。”陶先生接着说：“休祥同志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以后失掉关系，我到应城后，他多次要求恢复组织关系，我同意作他的介绍人批准他重新入党。恢复党籍问题，以后作了调查再下结论，我在北门口旅社跟他当面讲的话还是应该算数。”蔡老板说：“石板河联保主任黄主任也拉起了一支武装，”陶先生问：“多少枪？”“长枪、短枪十多条，还有一挺轻机枪。”“一条两条都要争取。他是汉留大哥嘛！要马上派人去同他联系。”陶先生说。
杨书记代表特委对陶先生作了分工，说：“陶先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参加北伐，还参加过南昌、广州起义，在福建干得不错，所以我们都应该尊重他。特委决定：在特委的统一领导下，陶先生主管军事和统战工作。今后发展武装和指挥作战，都由陶先生负责，原则问题，特委统一研究。”陶先生提议：“首先组织一支一百条枪的武装，就作为特委的决定吧。”大家同意并研究，考虑到陶先生在鄂中干部群众中的威望，决定由陶先生亲笔写了五封信，派人立即向许先生、郭老八、汪同志、休祥、黄主任等五人同时送去。
陶先生以蔡老板带进山的八条枪和队员以及邓先柱在矿区陆续组织的六十多人和枪为核心力量组成了“应城县抗日游击队”，选举蔡先生为队长，老党员陈同志为政治指导员，随即在陶先生的亲自领导下，开展紧张的野外练兵。
许先生等五人接到陶先生的信后，冲破重重困难，将队伍陆续拉进了丁家冲。
1938年12月初，鄂中特委将部队进行了第一次整编，共编为三个大队，第一大队共160人枪，第二大队共130人枪，第三大队近200来人枪，特委机关、县政府机关、医院、枪械修理所，近千人分别驻扎在丁家冲周围的山冲里，生活给养成了大问题，拿着钱也买不到盐，餐餐是白水煮萝卜、白菜。杨道荣后悔没有从家中的盐棚里带几十斤盐来，他随蔡老板编在二大队、五中队，蔡老板任副大队长兼五中队队长。杨道荣浑身是劲，朝气蓬勃，夜晚挤在祠堂内的稻草地铺上，盖着稻草，听着队员戏称为“黄花炒肉”时，心里美滋滋的，当听到有的队员说：“在家里抱着老婆睡觉也没有现在挤得紧”时，笑得肚子疼。他向党组织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将带来的100块银元交给党组织，盼望着党支部批准他入党。他哪里知道，在研究他的入党问题时，有位支部成员说他是拿钱买党票，动机不纯，而且在武昌读大学的历史没有调查清楚，不知是不是加入了“CC”组织，需要进一步调查、考验。
鄂中特委面对着严重的经济困难，派出了“应城县抗日动员委员会”，由得力的党员干部樊同志担任主任，并派一支抗日武装力量挺进应城矿区，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发展党的组织，恢复政权。在矿区区委书记邓先柱等同志积极配合下，在矿区召开了矿商会议，讲明了“抗日救亡，人人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日乐捐宗旨。民族亡，家不保啊！大批爱国资本家踊跃认捐，1938年11月底，第一次就募集抗日乐捐一万二千元（法币）；从12月至1939年6月，边区每月从矿区收取一万元（法币）乐捐，从7月起，每月从矿区收取四万五千元，并按月如数交纳。1940年2月起，因部队扩大，每月从矿区收取抗日乐捐八万五千元，1941年春，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部队发展到五万多人，抗日乐捐增加到十二万五千元，为边区部队解决了财政不足的困难。
杨根来每月捐献抗日乐捐二百元，以后每月交抗日乐捐一千元。蔡老板在部队生活困难、原国民党县保安队归顺游击队改编为第一中队后要挟县政府发军饷、汉留武装归顺游击队后怀疑蔡老板的部队是否多发了军饷、日本帝国主义对丁家冲进行了残酷的扫荡、五位**员壮烈牺牲、大雪盖满烈士的遗体、丁家冲南北十五公里内大小十九座湾村、三百八十栋房屋被烧毁、一百四十余名群众被劈、枪、杀、烧死的严重时刻，带着人腊月三十回家，从地窖里挖出银元，用骡子驮着运到了丁家冲，捐献给了抗日政府，因此，京山、应城县的人民有口皆碑，都晓得抗日游击队里有个用骡子驮现洋抗日的蔡老板。
国难当头，民不聊生，日本帝国主义对膏盐地严加控制，游击队筹钱更加困难了。
赵师傅带着几个叫化子徒弟来到杨根来家，说明了少老板杨道荣急需钱的意见，杨根来急得两手搓，盐棚被日本帝国主义停了产，石膏被日本人强行运走了不给钱，欠着工人的工资没有发，哪来的钱呢？丁桂英望着急得团团转的丈夫，摘下金耳环、金项链、金手镯递给他，说：“救国比救火还急，这些给您。”杨根来捧手接了，颤抖着，含泪交给赵师傅。另外从地窖地里拿出两根金条，交给了赵师父。
刘先生派人挑了一担银元送来了。
赵师傅和几个徒弟在杨根来家吃饱喝足了，把金子、银元藏在破棉袄中缝好。丁桂英拿出亲手做的棉鞋给赵师傅穿上，说：“没有您老人家救命，就没有我们一家。只是家中的钱都交给了抗日游击队，连收条也没有打一张，到时候怕说不清楚啊！”望着皱纹爬满了脸庞的丁桂英，赵师傅笑着回答道：“说得清楚的，少老板说了，等全国解放了，人民政府会加倍偿还给你们的。”赵师傅辞别了杨根来一家人，夹着打狗棍，带着几个徒弟，连夜向京山县丁家冲走去，望着师父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杨根来的眼圈红了，叹道：“师父啊，您身为乞丐，心系抗日，日夜奔忙啊！”
钱伯发靠着巴结侵华日军驻应城宣抚班主任细川，发了大财，捞得不少，把金子、银子藏进墙斗里。要他出抗日乐捐时，他一脸苦相，说：“家乡人我不敢得罪，国民党我不敢得罪，日本人我更不敢得罪！出抗日乐捐，我实在没钱，管一个月像么样？”
“未必一百块钱都没得？”
“没得，确实没得！”钱伯发把手筒在袖筒里，一脸苦相。
“出点盐该有吧？”
钱伯发见赖不脱，指派工人，把白盐挑成堆，撮了一担脚盐交给了抗日乐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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